來源：曼昆區塊鏈法律服務
2024年1月22日，李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修訂草案）》。根據立法計劃，修訂草案2025年將有望獲得通過。
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參與反洗錢法修訂草案討論的專家王新觀點，中國對反洗錢重要性的認知是“三級跳”：從最初關于維護金融機構穩定和聲譽之最狹義的理解，發展到洗錢與產生經濟利益的上游犯罪之間聯系而延伸至維護金融安全，最后提升到維護總體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
擒賊先擒王，對于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的中國反洗錢的事業，當前最緊迫的、最有必要上升到法律層面去解決的，就是涉及到虛擬資產的洗錢問題。
一個略帶調侃的說法是，如果一個國際犯罪團伙洗錢的時候還沒有使用虛擬貨幣，那可真的有點太不與時俱進了。根據知帆科技發布的《2022年區塊鏈與虛擬貨幣犯罪趨勢研究報告》顯示，從案件數量上來看，2022年利用虛擬貨幣詐騙洗錢類案件數量位居首位，占總數量的30.5%，遠高于其他類型；從涉案金額上來看，詐騙洗錢類案件位居第二，占比22.5%；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涉案金額上，在涉幣類犯罪案件中，詐騙洗錢占據了大頭。
但在虛擬貨幣洗錢的防范和打擊犯罪上，存在諸多令中國監管層、司法執行層的朋友們頭大的問題，我稱之為中國虛擬貨幣司法實務三大難：
近年來，各類違法犯罪所得資金采用傳統洗錢模式尋求“漂白”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為逃避打擊，犯罪分子轉向使用更為隱蔽便捷的“虛擬貨幣”作為載體來實現非法所得資金的“清洗”。
基于區塊鏈技術背景下產生的虛擬貨幣，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全球流通性和算法加密難監管等特性，已在網賭、電詐、網絡傳銷等各種犯罪形式中充當起了主要的支付結算通道。
犯罪分子利用虛擬貨幣洗錢，是完成從法定貨幣買入到虛擬貨幣轉換，再出售虛擬貨幣兌換法定貨幣的過程，期間經歷“放置、清洗、歸集”三個階段。首先非法資金注入所要清洗的渠道，再運用混幣器、跨鏈、匿名幣等混合技術手段創建復雜交易軌跡，最后將洗白后的虛擬貨幣匯聚到某一地址進行提現，具有專業化、智能化、隱蔽化、鏈條化等特點。
（一）專業化方面。隨著技術普及和大量虛擬貨幣“暴富”效應的影響，各類錢包類APP、交易所APP、瀏覽器錢包插件不斷涌現和普及，利用虛擬貨幣為賭博、電詐、販毒等犯罪洗錢已形成一類犯罪產業，在規則設計、貨幣發布、平臺架設、系統運營、交易流通、產品推廣等各個環節都可以找到相應的專業團隊完成。
（二）智能化方面。隨著利用虛擬貨幣洗錢規模的日益增大，人工兌換法幣與虛擬貨幣的方式已遠遠不能滿足犯罪分子大批量、大額度、高頻次的洗錢需求。許多犯罪分子將虛擬貨幣洗錢業務與區塊鏈智能合約結合起來，利用智能合約自動進行法幣與虛擬貨幣的匹配、兌換和流轉，既增大洗錢效率，又增加洗錢安全性。
（三）隱蔽化方面。利用虛擬貨幣進行交易可以脫離現有金融監管視線，本身具有極強的隱蔽性。犯罪分子為逃避公安機關打擊，棄交易所不用，改為利用境外通訊軟件上的泰達幣承兌、擔保等場外交易市場服務，完成更為隱蔽的線下同臺交易或匿名擔保承兌。同時，跨鏈、混幣應用愈發盛行，利用類似于資金池的方式來切斷付款者和收款者的資金鏈條。
（四）鏈條化方面。虛擬貨幣錢包作為虛擬貨幣交易中的重要環節，逐漸呈現出犯罪鏈條產業化、犯罪職能專業化和犯罪團伙公司化等特點，部分犯罪團伙為進行宣傳推廣，與開發運營虛擬貨幣錢包的專門團伙進行勾聯，將虛擬貨幣錢包添加到網絡賭博、傳銷、電信詐騙等相關涉案APP 中，用戶可直接通過虛擬貨幣錢包進入涉案 APP，也可直接通過嵌入的虛擬貨幣錢包進行虛擬貨幣的交易和提現，形成了一個結構明確、分工細致、環環相扣的龐大產業鏈條。
2022年7月，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經偵總隊聯勤中心向通遼市公安局科爾泌分局下發人民銀行呼和浩特支行預警：發現犯罪嫌疑人石某園銀行卡資金流水異常，涉嫌洗錢類犯罪。經查，自2021年5月開始，該犯罪團伙利用境外聊天軟件“飛機”（Telegram）串聯發展下線人員，將涉嫌網絡傳銷、涉詐、涉賭等犯罪資金通過波場鏈(USDT-TRC20)、以太坊鏈（USDT-TRC20）轉換為虛擬數字貨幣泰達幣（USDT），利用其招募的眾多不法人員注冊匿名區塊鏈賬戶地址，兌換人民幣付給上游犯罪集團金主，從中攫取非法利益。據悉，該犯罪集團利用虛擬幣交易的方式洗錢金額高達120億元。
當前，中國對個人持有、交易和生產虛擬貨幣的合法性沒有明確規定，犯罪分子利用境內幣圈中個人或團體的虛擬貨幣錢包進行資金流轉和正常買賣虛擬貨幣并無區別，難以認定相關虛擬貨幣交易人員的犯罪故意。
首先是查實身份難。虛擬貨幣的匿名性導致了由個人虛擬貨幣錢包地址關聯到使用者身份十分困難，而對交易所來說同樣的注冊信息可以生成多種多樣的錢包地址。而且只需將私鑰分享，錢包地址便可轉讓給他人使用，在虛擬貨幣的交易流程中，部分錢包地址屬于“資金池”，由多個犯罪嫌疑人共同使用，要關聯到具體使用人就更加困難。此外，隨著近年來公安機關打擊力度的不斷加大，犯罪嫌疑人的反偵察意識也越來越高，不僅使用 Telegram、WhatsApp等小眾軟件或境外聊天軟件通聯，還租用境外服務器，進一步加大了公安機關的落查和調證難度。
其次是追溯調證難。虛擬貨幣交易環境錯綜復雜，可以進行幣幣、混幣、跨鏈、去中心化交易等多種交易形式混搭，鏈上交易被多次混淆、轉移后，資金追溯查證工作會變得異常困難。自2021年“9.24”十部委公告之后，國內的虛擬幣交易所均退出國內市場運營，所以目前針對的虛擬幣交易所以及虛擬錢包運營商都需要通過郵箱或者使用專用網站注冊后調取相關證據，由于交易所處于境外不受中國大陸法律的監管與制約，存在公安機關執法部門向相關虛擬幣交易所調取證據時審查過嚴，調證周期長，調證途徑不通暢等困難。
不僅是針對犯罪嫌疑人的偵辦難，在偵辦案件過程中也常伴隨對涉案資金相關聯人的誤傷。
現實中，司法機關對于涉嫌洗錢等不法犯罪行為的銀行賬戶“一封了之”“一凍了之”的情形屢見不鮮，因賬戶被誤封誤凍卻申訴無門的案例亦不鮮見，相關主體缺乏必要的知情權、申訴通道、糾正和救濟機制。例如，在2020年“凍卡”行動中，某地數萬商戶的銀行賬戶被凍結，對當地政府聲譽造成了極大的不利影響。為處置危機，當地政府牽頭臨時成立了“銀行賬戶凍結援助中心”，梳理登記商戶賬戶凍結信息，并派出40余個工作組前往全國各地溝通協調銀行卡解凍事宜。
雖然反洗錢法修訂草案已將防范虛擬資產洗錢納入其中，但是對于虛擬資產洗錢犯罪后續查封、凍結、扣劃、罰沒等問題缺乏操作規范，容易亂象叢生。
根據曼昆律師團隊此前的行業調研，無論是在偵查階段公安單方面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書面授權，還是經法院審判結案后對虛擬貨幣的罰沒處置，都普遍存在程序不合法、規定不具體、執行方式不統一等問題。
常見的虛擬貨幣處置操作有如下三種方式：
方式一：公安機關在取得犯罪嫌疑人授權或者司法審判后，會委托市面上專門的科技公司來進行處置，代處置公司在未經司法評估流程的前提下，通過在虛擬貨幣交易所開設賬戶，以場外交易的方式直接賣給虛擬貨幣交易所上OTC商家，OTC商家支付人民幣給代處置公司，代處置公司在扣除服務費后（價格可商談，價格區間很夸張），支付至司法機關指定的當地財政部門的賬戶，當然考慮到場內大金額交易容易將價格砸下來，所以這種適合小金額的司法處置或者司法機關對處置天數要求不高的案件。
方式二：公安機關和代處置公司簽署合同后，公安會支付小筆的虛擬貨幣來進行錢包驗證，然后代處置公司在義烏、深圳等地，找到一些擁有大量現金的買家，代處置公司在扣除服務費后，將現金交由或者存入到司法機關指定的當地財政部門，公安查收資金到賬后，再向代處置公司提供的收幣地址進行轉賬操作。而這些短期之內能拿出大量現金的公司，往往和地下錢莊有較多的關聯。
方式三：公安機關和代處置公司簽署合同后，代處置公司跟境內外貿公司合作，通過虛構出口貿易的模式，境外公司依照合同匯款，通過人民銀行外管局進行結匯兌換成人民幣，交給代處置公司。代處置公司在扣除服務費后，支付至司法機關指定的當地財政部門的賬戶，司法機關在每筆收款確認到賬后，依次將對應金額的虛擬貨幣支付到代處置公司指定的錢包賬戶。
為了降低司法機關對于合規合法性的顧慮，當前虛擬幣處置公司一般會從案件偵辦開始介入，幫助公安機關從虛擬幣鏈上交易分析進行研判，但為了保證其利益通常會與委托的公安機關簽訂虛擬幣處置手續費合同。從而實現從偵查研判到后期處置的一條龍服務，幫助公安機關節約大量的偵查資源與精力。
隨著該業務的競爭激烈，有越來越多的處置公司開始主打一個合規，但業內目前合規的尺度和水準，我們曼昆團隊看下來的感覺是：有是有，但不太夠。
目前業內較為常見的處置公司合規努力有如下幾方面：
1.取得公安的書面授權
在和處置的司法機關達成合作意向后，代處置公司會要求公安出具相關的情況說明函或者授權函，授權其進行相關涉案虛擬貨幣的資產處置；如果是在案件偵查階段，同時還會有犯罪嫌疑人的簽名授權書。在拿到授權函的同時，代處置公司會和公安部門簽署合作協議，約定雙方的交易數量，定價依據，處置完成期限等必要事項，通常而言，合同和授權的文字都較為簡練，相關的法律風險通常都會約定由代處置公司來承擔，很為司法部門的相關同事著想。
2.提供資金合法性證明
為了證明自己的資金來源和處置能力，代處置公司會主動提供自己多個銀行的存款證明，強調其資金的合法干凈性，并可根據司法部門不同的處置回款比例要求，匹配不同渠道的資金，通常而言，合法性證明越高的資金，處置成本也就越高。
3.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殼公司
代處置公司為了提升其合規水準，通常會提前設立或者控制多家股東只有一個自然人的空殼公司，該公司往往注冊類型為科技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和股東會安排“八十歲老人”、“癌癥病人”等人來擔任，完成一單虛擬貨幣的資產處置，則對應注銷一家公司，避免事后的相關法律追責。
4.尋找合作伙伴配合競拍
為了滿足司法機關程序上的要求，代處置公司會主動提出通過“拍賣”等形式進行虛擬貨幣的司法處置，并安排其他第三方合作公司參與招投標，中標后再簽署正式的協議，而因為涉及事項的敏感性，相關拍賣信息并不會通過正常的政府網站進行公布。
目前行業中的代處置公司往往僅為工商登記注冊的一般有限責任公司，性質往往為科技公司，其經營范圍或有區塊鏈相關的技術開發和咨詢，但通常并不會有虛擬貨幣司法評估或司法處置的文字表述。且公司不會有特定的金融牌照或者相關的經營資質，公司名下并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業務在開展，簡而言之，這家公司就是為虛擬貨幣的司法處置而生。
根據我們對中國924政策的理解，注冊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普通民營公司，在未經特別經營資質許可的前提下，在中國開展虛擬貨幣和人民幣之間的兌換和撮合服務，顯然是屬于違法行為；該違法行為并不會因基層公安等司法部門的授權和雙方書面的合同約定而改變。所以市面上大量的司法處置公司，如果梳理其整個交易方式，其實質上打通了虛擬貨幣和人民幣之間的流轉和交易渠道，顯然有違924政策的規定，涉嫌非法經營。
更重要的是，對于處置公司而言，到手的虛擬貨幣總歸要有出口。代處置公司獲得虛擬貨幣后，基于安全考量，往往會通過技術手段對涉案的虛擬貨幣地址進行清洗，比如通過混幣器將虛擬貨幣的鏈上地址給抹掉，再化整為零地出手給國內的其他外貿商家或者高凈值買家；要么是通過灰色渠道將虛擬貨幣在境外變現，再通過“地下錢莊”或“虛假貿易”的方式進行變現，向外管局申請結匯后回流到國內，這些操作往往涉嫌違反國家反洗錢法、外匯管理相關法律法規，有極大的刑事法律風險。
虛擬貨幣對于絕大多數的司法人員來說，還都是陌生的。絕大多數基層司法工作人員往往不清楚其市場價格和交易模式，在司法處置環節，一個幣能賣多少錢？應該在什么樣的場所去交易？這些問題通常都不太清楚。作為國家司法工作人員，因為不懂行業操作而被第三方處置公司打著合規的幌子牽著鼻子帶進坑里去，他日被紀委監委來調查，這可就有點過于魔幻了。
隨著區塊鏈行業的不斷興起與發展，通過虛擬貨幣進行洗錢的手段也不斷翻新，但無論手段、方式如何更新，其都是違法犯罪行為，隨著本次立案修訂，虛擬貨幣相關的反洗錢制度也將愈發完善，這對于中國虛擬資產法律制度的完善可謂是前進一大步。對于中國的Web3.0創業者而言，尤其是做數字資產金融業務的朋友們來說，務必了解此次立法態勢和工作進展，提前做好相關應對等準備工作，畢竟合規創業，方能長遠！
喜來順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