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磊看世界
最近二十多年里，每次當美元遇到大的貶值周期，市場總是會響起這樣的聲音，就是美元可能要走向崩潰，但往往在美國一頓操作之下，會出現新的美元升值周期，使得高喊美元崩潰的觀點不攻自破，這使得市場對美元的討論和研究，實際上本身變成了一種對彼此偏見的強化，而不是更加深入的思考整體的歷史走向問題。
當我們討論美元的時候，實際上并不是在討論美元強弱的問題，而真正的邏輯是說，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貨幣，是研究和理解諸多全球經濟貿易問題的一個核心點。反過來說，要把美元的問題理解得更透徹一些，就需要從其他全球問題入手，而不是單純基于美元的階段性走勢。
美國這個國家是非常特殊的，因為美國整個主體的運轉和演化，實際上完全是被“設計”出來的，這跟全球大部分基于歷史傳承和自我演化的國家是有本質性不同的。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美國一直就定義自己是一個移民國家，這句話實際上就是一種最基本的架構“設計”，很多問題就要基于這個來理解，因此我們再去看美國的國際關系和國內教育體系等，你就會發現都是基于“移民”這個設計展開的。美國跟哪個地區關系好、經貿等層面聯系密切，或者說未來將要有更大的產業轉移布局等，就會更多的開放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移民。
同時呢，很多人說美國不重視基礎教育（大眾層面，而非精英層面），但實際上基于一個可以用“移民”來解決人才的國家，國內的基礎教育其貢獻的人才本身不是非常“重要”，這就使得美國的基礎教育并不會跟美國的整個國家人才需求掛鉤，只要“移民”端的人才體系不要出問題，美國基礎教育再差，都不會影響美國的產業和技術發展。
因此說，理解美國的很多最表象的社會現象和運轉模式，首先就要從美國的最頂端的國家“設計”入手。其實理解美元的問題，同樣也是這個道理。
貨幣到底是用來做什么的，這個問題似乎是一個經濟學上的常識，也是不言而喻的生活性常識，但實際上貨幣到底是用來做什么的這個問題，僅僅在學術層面，至今都還沒有完全討論明白。
我這里給大家提供一個新的思路，也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瞎琢磨）的一些結論。供大家討論。
在1972年之前，也就是美元和黃金完全脫鉤之前，人類貨幣的演化，大體上都跟“實物”有關，紙幣最早起源于中國的宋朝，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有非常強大的“錢莊”分布，“錢莊”這一實體就成了紙幣的信用保證。
如果說1972年之前的人類所有貨幣的演化，都離不開“實物”，那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貨幣本身不具有非實體信用，貨幣僅僅是一個記賬工具，用來方便交易，誰要是拿貨幣來做生意，也就是拿貨幣來“賺錢”，很多時候就會被視為是對“實物”買賣的“侵害”，是會損害整個商業體系的。
這不是我憑空理解，全球公認的最會做全球生意的，最早的阿拉伯商人，也就是打通了亞歐大陸商業體系，翻譯和保存了古希臘經典，把印度數字變成了阿拉伯數字，把阿拉伯數字和幾何學傳播到全球各地的阿拉伯商人，所創造的伊斯蘭教里面，都是禁止做貨幣生意的，就是你不能放貸等（不能賺利息）。
這在現在看來似乎匪夷所思，但基于我剛才說的“貨幣”生意會對“實物”買賣形成“侵害”這個角度去理解，就明白為什么伊斯蘭教這個唯一起源于商業貿易的宗教，反而會在教義里面，禁止做“貨幣”生意了。這并非偶然。
請注意，如果“貨幣”的信用來源和功能沒有發生變化，也就是貨幣是基于“實物”信用，貨幣的功能僅僅是一個記賬工具，那么今天所存在的所有基于單純貨幣的商業獲利行為，都肯定會損害其他社會經濟，因為這會使得商品定價的不準確，以及創造和分配的不公平。
然而，很多問題我們依然可以從歷史當中去分析。當阿拉伯商業稱霸全球的時候，猶太人在實體商業這個里面，根本插不進去，阿拉伯商人壟斷了幾乎所有實體商業，被阿拉伯商業排除在外，甚至嚴厲禁止和鄙視的“貨幣”生意，就被猶太人撿起來了。
但問題是，如果猶太人僅僅基于貨幣“實物”信用背書，以及單純的記賬工具這個體系來做“貨幣”生意，那并不會有第二種結果，也就是一定會被實體商業“唾棄”，并排擠出局，其很難存在延續性。
說到這里，重點來了。猶太人被迫創造了“貨幣”的第三個功能，也正是由于這第三個功能，使得純貨幣生意不僅存活下來了，而且可以說幾乎改變了整個世界。
翻開歐洲的歷史，國王、宗教、貨幣三者的關系最值得放在一起看，猶太人能夠在歐洲大陸發展和壯大，最后建立全球性的影響，甚至如今的美國都依然很難擺脫猶太人的影響，實際上就跟猶太人創造貨幣的第三大功能，從而在歐洲大陸立足、壯大等有絕對的關系。
那猶太人創造的貨幣第三大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解決國家（以前是國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請牢記這個功能。
當歐洲的國王，時常會因為財政和債務而失去領土、失去對下屬的調度、失去戰爭勝利的可能、失去對宗教的反抗能力的時候，什么東西可以幫助國王解決財政和債務問題呢？假設貨幣僅僅是實物信用和記賬工具，那么解決債務就需要創造實物（黃金或稅收），這個時候又回到了實物商業和各種權力博弈（宗教還可以賣贖罪券，國王則不行），甚至可能會激起更大的社會反應。
但猶太人所創造的貨幣第三功能，也就是解決債務問題的能力，使得貨幣從此成為了一種獨立的工具體系，不僅可以滿足商業貿易實體的交易、記賬等功能，同時還能神奇的解決最頂層的國家管理層面的財政和債務困境。
到了今天，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很多“傳說”就出現了，比如猶太財團幫歐洲各國國王融資，后來給各類戰爭方融資，給各類國家解決財政和債務問題等等，這實際上就是猶太人完全“參透”了貨幣的第三大功能。就像我們現在去看以色列這個國家，其各種霸道令人不齒，但我們很少聽到以色列發生了債務危機，打仗的時候沒錢了等等問題，這跟猶太人使用貨幣第三大功能的歷史有很大的傳承關系。
正是有了這個功能，歐洲和世界的歷史都被改變了，世界上歷史性的帝國層出不窮，但大部分帝國最后衰落和陷入困境最直接的原因，幾乎全部都源于財政和債務，但如果我們去看近現代史上的荷英法等，這些帝國的衰落，沒有一個是因為財政和債務，而恰恰是國家層面的其他能力跟不上貨幣解決問題的節奏。
好，說到這里，我們再回到美元的問題。
實際上美元的頂層架構，也就是美元真正的對美國的存在價值，其實主要是第三個功能，也就是解決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而我們通常認為美元最重要的信用和記賬等功能，如果最終不是為了解決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那美元所謂的國際化和其他功能，對美國來說，沒有任何意義。請注意，我這里說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用什么貨幣區別并不是很大，只是一個記賬數字。
而現在的市場很多討論認為，如果美元是用來解決美國的財政和債務，那美元就會崩潰，就不可持續等等，這個完全是理解反了。也就是說，美元只有解決了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才有可能不崩潰，才會具備最初設計架構的底層支撐。
說這個什么意思呢，就是考驗現代主權信用貨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本質上來說，就是這個貨幣所存在的所有現象和價值總和，能不能可持續的解決這個國家的財政和債務積累，因為解決這種級別的挑戰，本身就是對貨幣第三大功能的使用和有效駕馭。
縱觀當今全球各國很多內部財政和債務問題，實際上都能從貨幣第三大功能這個評價指標去直接理解，類似土耳其等的通脹問題（利率已經接近45%），阿根廷的各類社會性問題，實際上就是國內貨幣無法更好的解決國家財政和債務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其中一個現象（這屆阿根廷米萊政府最終的目標是放棄本國貨幣，整個阿根廷使用美元）。還有很多比土耳其和阿根廷規模小的國家，基本上都是類似的問題，這里就不再一一舉例。
如果回到當下的美國，基于美元最頂層的設計去看，你就會發現，美元現在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貶值或匯率、降息等的問題，也不是誰來當美聯儲主席的問題，而是現在的美國，已經沒有用美元來解決美國財政和債務的智慧，開始將這一問題的解決思路，降低到了更低的維度，也就是非常傳統（低效）的財政貨幣體系，比如征收高額關稅，比如將財政赤字視為一種罪惡等。
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美元幾乎所有的功能都會被持續削弱，這就好比說，以前美國是基于大海來打魚為生，現在開始回到自家池塘里打魚了。這改變的不是數量、效率等問題，而是池塘里只有存量，不可再生。
那美國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呢？
這又得回到貨幣的第三個功能問題，也就是為什么如今的美元，在解決美國財政和債務問題的時候，不靈了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假設一個國家的財政和債務，是基于這個國家解決最頂層的發展和分配問題時產生的，比如中國的財政和債務，很多都是基于國家最基本的發展、教育，以及脫貧等產生的，這個時候，用貨幣去解決財政和債務問題，實際上就是完成了最頂層的發展和分配。
但我們再去看最近幾十年來的美國，其財政和債務的積累，實際上并不是基于美國自己的發展和分配，而是基于戰爭和挑起戰爭，從而還需要養活龐大的國內“深層”政府，其實“深層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更“絲滑”的挑起戰爭，屬于戰爭和準備戰爭這個體系的寄生性群體（形成惡性循環）。
這個時候，美國如果基于美元的第三大功能去解決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實際上就不是在解決美國的發展和分配問題，而是創造了一種對戰爭支出的可持續性綁架，也就是如果美國要較為徹底的解決國內階段性的財政和債務困境，就需要周期性的醞釀一次較大規模的國際戰爭，這樣就可以形成財政和債務的對外轉換。
這就是為什么二戰的時候，美國也是參戰國，損失也很大，但為什么戰前美國是債務國，英國等是債權國，而戰后美國就成了債權國，英國等就成了債務國的根本原因。再者，外部戰爭所形成的債務赤字，會撐起國內的生產，同時擴大美元的國際再流通體系，這就使得就算戰爭產生一定的債務和赤字，也會從貨幣循環的角度，解決掉現實的發展和增長需求。
因此說，當下的美國財政和債務問題，對于全球來說都是一個定時炸彈，因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終方向，都會潛移默化的朝著戰爭去努力（而不是內部建設），至于其他各種方向的政策方法和策略，逐步的就會遭遇否決、抵制、淘汰。這就是為什么幾乎每屆美國新政府上臺的時候，剛開始都有著雄心勃勃的國內改革和各類發展政策計劃，但最后這些計劃幾乎都很難執行，而最終都是以挑起一場外部戰爭而結束。
這不是說全球所有的戰爭都是美國挑起的，而是當我們去分析美國這個國家的運行邏輯的時候，你會發現，對于美國政府來說，發動對外戰爭的容易程度，以及所獲得的成就感，遠比推進國內改革等容易和“來的快”。
那世界在面對美國另一面的時候，該怎么辦呢？實際上也很簡單，就是如果全世界能夠壓制戰爭的爆發和擴大的可能性和沖動，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就只能內化，也就是只能靠自己的調整來解決，這從長期來說對世界和美國實際上都有利。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世界多極化的到來，會使得美國潛在的，發動戰爭的對象會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這也會降低美國的戰爭沖動。
多極化的意思，不是說出現了更多的國家層面的名義性獨立主體，而是美國可以直接左右的主體在減少，這意味著直接從軍事層面進行干預的主體在減少。
很多人覺得美國發動的數次中東戰爭，是因為這些國家跟美國對著干，具有美國以外的“獨立”一極，其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美國認為可以左右和解決這些國家，才會發動戰爭，也就是這些國家本身所創造的“獨立性”太弱了，而不是太強了，根本形不成世界的一極。
就像如今的俄烏沖突，特朗普政府為什么著急要跟俄羅斯談，難道真的是因為要聯合俄羅斯來對抗中國，這完全是瞎扯，這種說辭所掩蓋的事實是，美國無法真正打敗俄羅斯，也就是在美國的資助下，烏克蘭至今無法打敗俄羅斯，美國就不得不承認俄羅斯的“獨立性”，這就是多極化世界的意思。
假設俄烏沖突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跡象，烏克蘭將很快打敗俄羅斯，那大家想想，美國還會跟俄羅斯談嗎？絕對不會，美國各政黨只會搶功勞，到底是在哪個政黨的領導下美國支援的烏克蘭打敗了俄羅斯，這種“搶功”討論會占據美國大部分輿論市場。
當然，我這里不是在討論俄烏沖突的性質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們再回到主題，也就是我所提出的，美元已經進入到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邏輯去看，美國已經無法找到可以輕易進行軍事打擊的國家主體（胡塞等不算），美元的第三大功能無法在美國對全球展開極限施壓這個層面有效發揮，這就使得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只能“內化”，很難基于戰爭來進行債務置換，美元在解決美國財政和債務方面的核心功能遭遇歷史性抑制。
如果說上面指的是軍事的部分，我們再來說一下關于制造業回流的事情，這也是當下大家討論比較多的一個美國經濟和全球貿易等熱點問題。
拿制造業占比等來研究美國的經濟，實際上是極不準確的，因為這依然跟美國的架構設計有關。在思考制造業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想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恐慌，到底來自哪里？是因為搶了美國鐵銹地帶的就業？還是因為中國制造業的占比太高？
其實這些都不是，在中國之外，全球還有70%的制造業并沒有掌握在中國的手里，只要美國能掌控其他全球70%的制造業，照樣是全球最強大的制造業國家，比如荷蘭的光刻機巨頭阿斯麥等，實際上嚴格來說，都依然受美國控制，那為什么美國還要恐慌呢？
原因確實也很簡單，就是中國這占全球30%的制造業，不受美國的左右，而不是什么中國制造搶了美國的就業，沖擊了美國的制造業等。
為什么前任美國財長和曾任美聯儲主席的耶倫，會說，美國制造業的回流是白日做夢。這里面，反應的實際上不是說政黨偏見，也不是說美國的制造業真的就無法回流，而是從美國的財政、貨幣，以及全球各類架構設計去看，制造業回流美國對美國當下和未來的發展并不是一個更具有趨勢性或總和收益最大的事情。
特朗普政府目前看也已經慢慢意識到了這一點，幾個重要的幕僚也不再強調制造業回流美國（面對國內選民的時候還得說回流），這從國際合作的角度也已經發生重要的方向性變化，其中一個就是這次副總統萬斯訪問印度，提的是全球制造業和供應鏈的“重塑”，而不是“回流”。
“重塑”是符合美國一直以來的架構設計的，說白了，就是制造業和供應鏈的重新“轉移”，從半個世紀前的日本和歐洲到東南亞，從東南亞到中國大陸，從中國大陸到印度，這就是“重塑”的意思。萬斯是一個嘴巴極其臭，但有一套自成體系的家伙，在印度還說了一句話，意思是說，如果美國沒有和印度聯合起來，21世紀將是“黑暗”的。這個話既體現了美國重塑供應鏈和全球制造業的“意志”，實際上也體現了其無奈。
在過去幾十年的單極世界里，全球制造業和供應鏈，看似遍布全球，但實際上整個頂層的布局設計幾乎完全掌握在美國手里，哪些產業要分配到哪個地區或國家，美國只需要推動美國財政和美元的支出傾向和流動方向就可以了，這就使得像中國這樣，已經無法按照美國財政和美元調撥的經濟發展體系，讓美國的精英階層失去了安全感，同時在不斷的將這種不安全感傳遞到美國的底層民眾，試圖在這種失控當中，尋找各類奇葩政策的合法性，從而采取極端的手段來“重塑”全球供應鏈，這也是為什么這屆美國政府認為自己是“天選之人”、“責任重大”，既然被上帝選中了，就要做別人無法做的事情。
那這意味著什么呢，就是從動態的經濟貿易層面來說，中國所鎖定的全球財政和貨幣流動體系，使得美國對美元的可“調撥”權力遭遇到了挑戰。
以前美國可以同時打擊日本和德國的整個全球貿易和產業鏈體系，也可以同時打擊拉美、東南亞等脆弱的資本和金融市場，使得全球人才、資本等的流動，只能單向的，不可逆的流向美國，這也有助于解決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問題，而這次就不同了，美國已經很難同時打擊中國、日本和歐洲等的貿易和供應鏈體系，在集中打擊中國的時候，資本和人才，還有供應鏈等，不再單方向流入美國，而是進入了歐洲和日本等，供應鏈也沒有按照美國的介入意圖，流向單一的國家，而是進入到全球數十個發展中國家體系。
這就使得美元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方面，出現了除“多極化世界”使得美國有能力獲勝的“軍事打擊對象越來越少”，還一個就是美國失去了對全世界制造業和貿易的“重塑”能力，這個時候就不得不以關稅戰爭等，大不了回歸美洲、回歸美國本土相要挾，但這實際上就是對全球制造業和貿易“重塑”失敗的無奈，這對美元的全球架構設計，以及相伴的利用“重塑”全球貿易的能力解決內部財政和債務問題都會帶來不可忽視的連鎖反應。
而實際上除了軍事和全球貿易“重塑”這兩個方面的“無能為力”，美元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還需要一個不以具體國家和國際局勢為依據的人類文明的技術和信用變革時代為更大的歷史背景。
貨幣從貝殼等原始的，區域性很強的載體，走向黃金白銀，實際上所帶來的，并不是簡單的貨幣載體屬性的變化，而是共識輻射范圍的變化。
如果貝殼作為貨幣，生活在海邊的人就會很占便宜，貝殼是很容易撿到的，共識只是地理差異導致的。黃金白銀是需要勘探、采集和冶煉的，在全球的分布也較為平均，這就使得獲得黃金白銀的過程，以及所承載的屬性等，本身就具有了普遍性的共識（更公平一些），但黃金白銀和貝殼一樣，都面臨一個自身條件的限制，那就是其儲藏和運輸等，都需要很大的成本，供給不具有設計層面的靈活性，這就使得在全球貿易體系里面，會抑制整個貿易的效率，無法更好、更快的改善各個貿易參與主體的生活和貿易條件（只能維持和轉移），從而使得貿易非常容易因結算和支付成本問題，以及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而中斷。
到了主權信用貨幣階段，也就是紙幣階段，必須要同時滿足兩個重要的條件，一個是滿足全球貿易對貨幣的超大共識，另一個是解決紙幣提供者的財政和債務問題。也就是一個是要滿足貨幣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功能體系，另一個是要滿足第三大新興功能。其實滿足全球貿易的超大共識，就是在解決安全、效率、成本和規模等問題，而解決提供者的財政和債務問題，就是在給這一紙幣創造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問題。
那當下的世界，進入了一個什么樣的歷史周期呢，這里面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所發動的關稅戰和各種形態的貿易戰，看上去是基于貿易數字，但這從本質上來說，跟貿易本身沒有太大的關系。
這就好比說，一個人賣雞蛋，另一個人賣牛肉，賣雞蛋的抱怨說，我每次從你這邊買牛肉，都是一兩百塊，你每次從我這里買雞蛋，都是幾塊錢，我們的關系嚴重不平衡，以后你得多買我的雞蛋。
什么意思呢，就是現在全球面臨的貿易問題，并沒有基于貿易的邏輯，而是基于“對手”的邏輯。所謂的貿易順差和貿易逆差，只是把國家這個跟具體每一單交易沒有太大關系的主體，看成是單純的交易主體去看，從而得出一個結論，貿易順差者占便宜，貿易逆差者吃虧。這就好比說賣牛肉的占便宜，賣雞蛋的就吃虧一樣。
實際上全球貿易的真正觀測點，是這種基于全球的貿易，是否會讓原來用不上產品的群體用上了產品，原來吃不飽飯的群體，能吃飽飯了，這樣的，因全球貿易而改善的群體，其規模是不是越來越大了。這才是問題的重點。這就好比說，蒸汽機的發明再偉大，如果不能散播到全球，注入到更大規模的生產和貿易當中，也很難引發工業革命，對人類的貢獻就沒有那么大了。蒸汽機的歷史作用，是通過全球貿易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對逆差或順差的數字計算，當年英國技術大爆發的時候，恰恰對當時的中國（清朝）等都是貿易逆差。
那是不是說因全球貿易，有人受到了沖擊，就因為這種沖擊，從而終結全球貿易呢？這個可能要分開來看，因為任何經濟模式的最良性架構設計，都是基于保護弱勢、處理突發和建立增長，而很多時候這三個需求，會出現矛盾，要想建立更長期的良性發展和循環體系，就有可能會帶來短期的突發和對弱勢群體的沖擊，這個時候我們實際上也不是沒有辦法，那就是貨幣的第三大功能，基于解決財政和債務的問題，貨幣的第三大功能就會配上用場，也就是財政和債務需要在三個經濟目標良性循環發生沖突的時候，站出來解決問題。
而現在全球主流的討論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要把財政和債務當成是問題，當成是問題本身，但實際上基于全球貿易這個角度，也就是想讓全球貿易持續下去，恰恰需要各國財政和債務來支撐，而解決財政和債務的武器工具，恰恰也不是犧牲全球貿易。
這個時候我們就又回到了貨幣第三大功能的問題，如果去看日本如何相對可控的度過失去的三十年，以及歐盟如何度過2010年爆發的巨大債務和解體危機，很容易就會發現，是貨幣設計所發揮的財政作用。到了今天，當美國要退出歐洲安全體系，向歐盟強征關稅等，這個時候通常來說，歐盟和歐元應該恐慌，全球應該拋售歐元，做空歐盟資產，但事實是，在德國和歐盟等突破了原來的財政束縛，開始用歐元的第三大功能解決財政和債務需求的時候，全球對歐盟和歐元的信心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歐元對美元持續升值，美國資本市場的資金流向歐洲。如果歐盟不是這種操作，而是也向全球開打關稅戰，放棄使用歐元的第三大功能，按照歐盟遠遠弱于美國的承受力，歐盟經濟、歐元和歐洲聯合體都可能會崩潰。
那是不是說，每個國家都可以用貨幣的第三大功能，去解決財政和債務問題呢，這實際上也是當下對很多問題討論的泛化。全球貿易所帶動的，恰恰是給那些已經陷入到財政和債務問題的國家，一個不用推倒重來，而是逐步的借助全球貿易來維持基本的本國貨幣功能，慢慢的解決財政和債務問題的機會。
什么意思呢，就是維持全球貿易的大規模經濟體，或者說創造主要貿易體系的經濟體，在使用貨幣來解決財政和債務問題的時候，實際上就會減少對貿易“壁壘”的依賴，也就是不需要用關稅來阻礙國際貿易的發展，這個時候全球貿易的延續性就會很強，很多中小規模經濟體就可以通過這種全球貿易的延續性，來找到更好的產業和發展機會，國內的財政和債務，以及貨幣問題就會有一定的發展和解決問題的空間和時間周期。
從這個角度去看，如果全球大國真要不顧一切的開打關稅大戰，很快遭遇沖擊的，將是中小規模的經濟體，因為這些經濟體并不能依靠自身貨幣來解決國內的財政和債務問題。
這個時候，當市場在討論貨幣的時候，就容易走向極端，要么從美元一下子跳到津巴布韋幣，要么就是從孟加拉國的財政和債務，一下子跳到美國的財政和債務。其實這反而使得整個市場對貿易問題的解決充滿恐懼，市場就會從樂觀的發展模式，走向避險模式。具體表現就是進入到對全球貿易終極意義的討論和認知選擇，從而締造出一個新的極端化周期。
從而，歷史就會回歸到保守主義，既然貿易換來的只是紙幣，既然紙幣就是一堆廢紙，花了那么多勞動創造和進行全球貿易，還不是換來了一堆廢紙、助長了消費主義、沖擊了本國就業等等。同時呢，大家會忘記所有貿易本身所創造的其他價值，比如全球的要素流動性，全球生產和生活條件的改善，全球創新的互相借鑒和交織，全球智慧和解決人類諸多問題的文明級貢獻等等。
那會導致一個什么樣的終極后果呢，就是以后做貿易，最好換來的是黃金等資產，世界貿易實際上就又朝著幾百年前的低效率回歸。全球從貿易為主體的生產和競爭階段，進入到對貨幣的認知和系列影響釋放階段。
也就是說，當美國主導的，對全球貿易的污名化進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很多國家都會非常自然的認為，全球貿易，尤其是不平衡的順差和逆差問題，給本國帶來的不是發展和改善，而是災難，這個時候全球貿易就變成了一個安全問題，就變成了民粹、政治投機、劣質又稀缺和高成本消費綁架問題。
那這跟美元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有什么關系呢，其實也非常簡單，就是當美國推動全球開始否定全球貿易的最原始價值的時候，實際上美國就在帶頭否定美元的作用和所創造的歷史性共識（全球貿易大部分基于美元需求）。從而將全球貨幣市場，歷史性地推向一個新的貨幣多極化時代。
也可以這樣理解，就是下一次的全球貿易大爆發，要么來源于地球貿易結構的重塑，要么來源于新的貨幣共識體系的創造，否則全球就會進入到長時間的發展性“垃圾時間”（包括信息孤島、增長停滯，但又自我吹捧，美國已經出現這種征兆）。
這里面我所說的地球貿易結構的重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歐洲的貿易，最早是基于地中海，后來是基于西歐和北歐，再后來是基于北美和大西洋，未來是否有能力回歸亞歐大陸，創造更大的規模，這就是一種全球貿易結構的重塑，這跟簡單的在威逼利誘下簽幾個貿易協議，對解決全球貿易問題沒有實質性幫助，也可以說只是權宜之計。
而對于整個市場來說，更明顯的具體性技術體現，可能是對未來貨幣體系的共識崩塌和重新碰撞。比如2008年美國遭遇金融危機，全球信用市場遭遇重創，同年比特幣誕生，發展到今天，加密貨幣行業已經有數萬億美元的市值，而推升這一技術和空想貨幣體系的觸發點，正是當年美元信用的階段性劇烈波動。而隨著后來美元的企穩，整個加密貨幣市場并沒有隨之消失，同時最原始的黃金也開啟了歷史性的螺旋狀漲勢，直至當下。
貨幣的多極化，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技術性市場時代，人們開始尋找更大的，具有未來貨幣屬性的交易、儲藏和價值媒介，這個時候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黃金、比特幣，也包括美元等等，都將成為比拼共識和承載解釋力的共存時代。
歐元背后是一種新的全球聯盟發展模式、英鎊背后是延續性較強的現代國家運作品牌紅利、日元是精致型制造業和服務的科技發展模式、人民幣背后是全球最大的單一穩定市場和全球最大的實體貿易創造體系等、黃金背后是對未來風險的對抗工具歸回；比特幣是一種不可忽視的逐步擴大的貨幣烏托邦技術想象；美元背后是對美國利用美元第三大功能解決財政和債務等問題的即時表達。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討論體系，我個人的一個判斷是（閑聊），美元已經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這不是說美元就不會出現階段性的購買力或匯率等的反彈，而是美元的全球貨幣共識體系，以及美元解決美國最基礎架構問題的功能已經逐步衰弱，從而開始反噬全球貿易價值理念和貨幣可信度，人們繼續基于美元來展開全球貿易，僅僅是暫時性的無法找到替代，而不是美元創造了一種全球貿易的不可逆和最優解，這個時候，從政治經濟貿易安全等等層面的多極化，就會逐步的走向貨幣層面的多極化，這對于美元國際屬性壟斷性共識這個最根本價值來說，就是不可逆的開啟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喜來順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