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T中文網經濟主編 徐瑾
關稅戰已經回到硬政治博弈，軟性的輿論戰意義不大。貿易本質上屬于無限游戲，而地緣政治可能就是零和博弈。中國應以長期主義的眼光對待當下棋局。
4月殘忍，不僅是冬天的逝去，更是特朗普掀起的關稅大戰。
關稅戰一觸即發背后，對應的是經濟數據的起落，也意味著硬政治的回歸。
關稅的影響
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實施新的對等關稅，具體內容震驚全球。截至發稿前，特朗普最新宣布的將對華進口關稅已經提高至104%。
對等關稅分層設計。第一層次是全球基準關稅，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的基準關稅；第二層次差別化附加關稅，主要是針對美國貿易逆差較大的60 個國家。中國就在其中，加征關稅率達到34%。對比之下，其他結果重點區域也不少，歐盟20%、越南46%、中國臺灣32%、日本24%、印度26%、韓國25%等。
可以說，特朗普關稅大棒之下，大小經濟體雷霆均沾。很快，中國選擇了對等報復，此前FT中文網也有作者作此建議，隨后特朗普再次威脅將加征50%關稅。
事到如今，關稅戰已在眼前，關稅沖擊影響如何？目前各大機構都有不同估算，大體而言，多數人覺得美國經濟衰退概率增加，全球經濟前景因此暗淡不少，比如中國社科院某機構估算美國對等關稅將導致全球貿易下降8.2%。
其實這些觀點無論模型如何精致，個人認為言之過早。經濟的自我調整，其實比很多人預計的靈活。
就美國而言，關稅顯然會帶來漲價與通脹上升，消費者會付出不菲，民怨必然不小。當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美國，曾經不無刻薄地說，廉價之于美國，猶如征服之于法國那樣無法抵擋。無論中國制造還是日本制造，這些年多數美國消費者對于廉價商品確實多數不問出處，來者不拒。問題在于，從政治而言，消費者是一個個分散的個體，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往往無法形成目標一致的利益集團。從不同行業來說，關稅對于美國制造業的效果也不同，甚至不得不承認，有的行業從中確實受益。
對中國等國而言 ，關稅則是實打實的考驗。壞消息是對中國制造業肯定是負擔加重。年初美國對華關稅已經是20%，如今增加了34%，如果再加上新增50%，再考慮上一輪關稅戰，即2018年7月美國正式對34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征25%的關稅，那么有的行業面臨的關稅超過100%。
如此一來，中國出口的成本急劇抬升。迄今為止，出口依舊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基本盤，不僅是帶來真金白銀的外匯，也是中國經濟與全球市場密切聯動的一環。按照官方數據，2024年中國出口規模25.45萬億元，同比增長7.1%，連續8年保持增長。
也正因此，關稅的壓力可謂相當直接。中國制造業這些年技術進步很大，但是最大的優勢還是成本優勢，這也不是缺點，畢竟便宜不僅僅是人工，更是組織、技術與產業集群等綜合因素。過去一兩年人民幣相對弱勢，對于出口商本來是個緩口氣的機會，如今關稅一來，使得他們面臨極大壓力。
不同行業對關稅反應和議價能力不同。紡織行業企業主對徐瑾經濟人坦言，壓力很大。在他們行業，新增成本一般是一半一半分擔的，客戶一半，企業一半。他觀察，現在行業的龍頭企業要么就是發力國內市場，不類似過去那樣滿足貼牌，而是努力提升品牌附加值，要么就是產能大幅轉移到其他國家，國內一門心思搞智能化生產。本來，他們已經計劃去東南亞設廠，如今卻感到這些地方也面臨關稅壓力。
一葉知秋，這些變化的背后其實映射了全球化的退潮。
全球化退潮
自由貿易與全球化基本是一對雙生子，這是過去三四十年的經濟基調。就美國而言，無論是民主黨的新自由主義還是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大體都在踐行這一規則，以至于有段時間大家會覺得美國兩黨政治趨同，經貿關系也成為中美關系的“壓艙石”。
事實上，這只是一種幻覺。可以說，在特朗普為代表的反對力量看來，全球化使得兩黨掌權派都不同程度被經濟俘獲或者說服，忽視了對全球化的反對聲音。
在全球化的時代，對于中國等新興國家確實帶來了紅利。最典型就是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經濟起飛，催生了中國新一代中產。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到好處，在這個過程能夠東西逢源兩邊套利的群體比如跨國公司，顯然拿到最大好處。而隨著制造業的轉移，美國的銹帶之類群體顯然有所損失，階層下滑為軟階級，陷入美國副總統萬斯所謂的“鄉下人悲歌”。
可以說，全球化流動猶如甜美蜂蜜，但是浸潤的程度卻高低不同。分配的不平，導致保守主義的反彈。特朗普或者萬斯等人，其主張理念雖然被政治對手看作“怪異”或者“非主流”，其本質是一股對全球化不滿的力量。
在這樣的情況，在經濟學家圈作為共識“自由貿易”，在政治上卻帶來了自己的反對者。在未來的世界，全球化可能退潮，新的趨勢將是更多的本土化或者本地化。
回到關稅，特朗普這次加稅沒有放過越南等地，不僅對于中國制造業壓力很大，而且對于中國制造業轉移全球布局壓力也很大，甚至可以說潛在的選擇地都被加了。
走出去或者出海，在不同時間點是中國商業圈的時髦話題。其中當然有不少成功者，但是更多基于自身特點的優勢加成，一般的企業尤其制造業要走出去，在當下并不容易。國內自媒體這兩年來喊了那么久“出海”等口號，到最后似乎就是一些組織游學的搞培訓的賺了錢。對中國企業，現在轉移產業，有點晚有點難有點貴。
關稅就是目的
特朗普的做法在很多人眼中瘋狂隨意，但是并非全無章法。
對于特朗普以及他的理念，可以盡情嘲諷、漫罵與批判。但是這樣更多只是提供了情緒價值，不提供實際價值，畢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關稅戰進入到這個階段，已經回到硬政治博弈，軟性的輿論戰意義不大。
所謂“硬政治” ，定義很多，在當下語境下，你可以理解為，隨著全球化的溫情面紗被揭開，經濟至上的邏輯被降權，取而代之是更為強硬直接的權力博弈。在這樣的權力博弈中，貿易作為一種手段，自然也被用來利用。
自由貿易可以說一種鍍金的理想，但理想畢竟難以時刻照進現實世界。從歐洲到美國的猶太裔經濟學家赫希曼就沒有那么天真，他經歷過大屠殺，知道政治可以何等現實與丑陋。1945年，他在《國家權力和對外貿易結構》中就指出，貿易關系固然會帶來兩國之間依賴，在自由貿易理論一般會認為這種依賴會導致兩國和平。但實際來看，如果這種關系并非對稱，這些依賴甚至可能是支配的起源。更重要的是，貿易也涉及國內不同行業的政治博弈，這本身往往就容易被國家權力利用，貿易依賴甚至變為安全風險。
以貿易作為手段，這點其實在歷史上并不罕見。比如，1980年代上半期，日美貿易戰進行到最為嚴重的時刻。即使是喜歡強調放松管制的里根總統在任，美國仍舊通過貿易沖突來挑戰日本的產業政策甚至國內體制。
反過來看，美國歷史上，關稅很多年內一直是聯邦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在建國之初甚至達到9成。如今關稅比例不到聯邦政府收入的2%，與歷史高點相比空間顯然很大。
在硬政治時代，很多時候涉及硬核實力對比。重要的是必須明白特朗普的動機，關稅對于他，不是談判的手段，而就是行動的目標。
中國應該如何做？做好自己仍舊是關鍵。我最近在對我寫作的日本三部曲做修訂，涉及不少日美貿易戰的內容。日本的案例雖然與中國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日美貿易戰的應對還是可以參考一二。當然，不同點也很多。日本政客官僚看似與美國是對立的談判對手，但無論雙方如何你來我往，卻始終將雙方定位在盟友狀態。甚至，不少時候也是在利用美國，比如借助美國要求來完成一些國內阻力很大的改革。最后的結果其實對日本經濟改革起到一定助推作用。日本經濟在隨后進入失去的三十年，但不少專業人士也對我表示，這其實更多是日本經濟自身的問題，而不是美國的壓迫。
反觀當下的中國，同樣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人均收入邁入一萬美元大關，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業，全球化紅利在其中扮演了作用角色。人和國家，其實能夠趕上一兩個紅利周期已經是萬幸，不太可能一直在頂點。
貿易談判，本質上本就屬于無限游戲。打打罵罵，無非多賺少賺，總是可以繼續的，而且這一筆虧了，不等于未來一直虧，這筆賺了，不等于將來一直賺。對比之下，地緣政治對抗，可能就是零和博弈，輸家甚至可能就下牌桌了。
對于中國而言，當下自然是以“我”為主，不被對手干擾與牽引。應該從無限游戲的思路應對關稅挑戰，以長期主義的眼光對待當下棋局。因為，在有限游戲中，玩家要的是贏過對手，而在無限游戲中，玩家的目的是游戲持續。如是觀之，摒棄外界一些噪音、風險與誘惑，是關鍵。
喜來順財經
